当前位置: 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  澳门新葡8455中心  高教资讯   澳门新葡8455详情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学术化困境

时间:2019-12-11 浏览量:70
分享

目前,我国沿用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的地方本科院校在发展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颁布,要求此类高校把办学思路转移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从而“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应用型本科转型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有利于部分普通高校面向地方、服务大众并与社会发展相契合,从而更好地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然而在目前相关政策尚不成熟、制度亦未健全的情况下,很多转型高校还处于观望、犹豫甚至怀疑阶段。就办学类型和定位而言,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与我国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几乎完全一致。研究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实现成功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是世界上建立较早的应用型大学。目前,德国是拥有最多应用型大学的欧洲国家。德国的实体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除了其强大的工业制造体系、完善的标准化建设等因素外,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球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浪潮中,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活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应用型人才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也面临着一些发展困境,并在努力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应用科学大学的特点

传统上,欧洲大陆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具有“双轨结构”(two-type structure)特征。这里的双轨,是指两种类型的大学在“学术轨”和“应用轨”上并驾齐驱,它们在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方面的差异并不代表质量的优劣与声望的高低。“等值而不同类型”(gleichwertig und andersartig)的理念,在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应用科学大学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在德国一直享有很高的雇主声誉和学生评价,其发展也得到了政府和经济界的大力支持。但是就学术地位来讲,应用科学大学还是低于综合型大学的。

(一)强调服务经济发展的应用导向

20世纪60年代末期,大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强,直接表现为高校入学人数的快速增长。在国际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愈发倚重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和应用,这直接影响着劳动市场所需人才的数量和结构。由于长期聚焦于科学研究的综合型大学很难在短时间内对这一要求作出反应,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便应运而生了。应用科学大学的成立和发展,是教育界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需求的即时解决方案。最早的应用科学大学建立在原有的工程师学校(Ingenieurschule)和高级专业学校(H?here Fachschule)基础上,近1/3的应用科学大学由这些学校直接升格转型而来。据统计,德国在2018—2019学年共有216所应用科学大学(不含行政管理学院)和106所综合型大学(不含教育、技术和艺术学院);2018—2019学年,应用科学大学在校生总数为99.8万,占高校在校生总数的34.8%;综合型大学在校生数为175.3万,占高校在校生总数的61.0%。与综合型大学相比,应用科学大学具有办学规模较小、学校数量较多和发展速度较快的特点。

应用科学大学包括大学(Universit?t)和技术大学(Technische Univerist?t),与研究型的综合型大学相比,是法律地位平等但属于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根据德国《高等学校总纲法》(Hochschulrahmengesetz, HRG),应用科学大学提供为职业实践服务的科学教育,它培养的学生应解决来自生产和生活实际的具体问题,完成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项目。突出应用导向的课程和教学、强调具有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是保障应用科学大学特色的根本。

受其前身学校的影响,应用科学大学的课程和教学沿袭了很多职业教育的特点,如专业设置强调应用性和地方性,通过跨学科和跨专业课程培养学生解决复杂情境中的实践问题的能力。实习是重要的必修内容,很多学校超过九成的学生在实习学期会选择在企业完成毕业论文。从教学风格上看,应用科学大学更像学院而不是大学,如课程学习时间多而自由支配时间少,专业课数量多而选修课数量少,班级规模小,考试频繁,重视实践经历等。应用科学大学常采用项目教学方式,这对教师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没有足够企业实践经验的人很难胜任教学岗位要求。根据《高等学校总纲法》,应用科学大学的教授需要有5年以上的职业实践经历,其中至少3年在高校以外的机构获得。相应地,其学术要求与研究型大学相比有所放宽。这种师资的差别化要求表明,职业实践经验对应用科学大学的教师尤为重要。调查发现,教学是应用科学大学教授最重要的工作,这与综合型大学教授存在明显差异。应用科学大学的学生也与综合型大学有所不同,他们的延期和退学比例较小,而且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当然,这可能也与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升学渠道的限制有关系。

(二)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较低

从经费获取情况和学术地位看,综合型大学比应用科学大学显然更具优势。按照办学者划分,德国高校有公立、私立和教会办学三种。根据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数据库的统计,48.5%的应用科学大学和70%的综合型大学为公立学校;2015年,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型大学(不包括医学院)的经费分别占到所有高校总经费的12.6%和41%;应用科学大学的第三方经费(即横向科研课题经费)占其总经费的比重比综合型大学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科学大学就已经成为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但是尚未享有与综合型大学同等的投票权。应用科学大学也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 DAAD)的成员,有资格获得德国研究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的资助。德国研究基金会一直是综合型大学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但它很少资助应用科学大学。

鉴于应用科学大学的学术要求相对较低,教授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较低。在德国,教授属于公务员编制,应用科学大学的高等级教授与综合型大学的较低等级教授相对应,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薪资平均比综合型大学低20%左右。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往往比综合型大学毕业生获得的公务员职务等级也更低。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应用科学大学应用导向的办学定位有违传统的“洪堡精神”。作为德国古典大学的精神内核,“洪堡精神”强调纯科学和“无目的性”(Zweckfreiheit),推崇学术自由、学者自治和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事实上,应用科学大学从事的科研不一定是通常所指的“科学”研究,更多的是应用性的研究与开发(Research&Development, R&D),如科学发明的产业转化等。尽管法律规定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型大学同级别学位证书代表着同等水平,但是因为缺少实施层面的政策支持和社会文化认同,应用科学大学在学术共同体内仍处于“不利社会地位”

二、高等教育改革的结构性影响

为了提升德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末开始,德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高等教育改革措施。特别是博洛尼亚进程及相应的学制和学位改革,这不仅促进了德国高校学制的国际化,也助推了综合型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的趋同发展,即两类高校水平维度差异减小。受新公共管理理念影响,政府在高校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不仅引导综合型大学向精英化教育发展,也促进了德国高校的垂直分化,即加大了办学质量的差异。这些改革措施共同削弱了德国高等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存在的“双轨结构”特征。

(一)学制和学位改革缩小水平维度差异

博洛尼亚进程加速了德国高校的学制和学位改革。在改革前,应用科学大学颁发的学位Diplom (FH”在国际上被承认等同于硕士学位(Master),其基准学制为全日制4年,包括法律规定的1~2个实践学期和期终考试。学制和学位改革带来的变化主要有:一是学位由二级制转变为三级制,学士成为进入就业市场的初级大学学位;二是传统学制被划分成本科3~4年(3年、3.5年或4年)和硕士1~2年(1年、1.5年或2年),且学士和硕士学位所修年限总计不超过5年。

改革后,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型大学均可以颁发学士和硕士学位,两者在本科阶段的差异已经很小,但是在硕士阶段依然沿袭了“双轨结构”。然而对毕业生的调查却发现,两类大学毕业生的差异更多体现在本科毕业生,而非硕士毕业生方面。在传统学制下,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薪酬水平略低于综合型大学,而就业率(不包含升学)高于综合型大学,就业满意度持平。改革后的应用科学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薪酬、就业率和就业满意度均高于综合型大学;两类学校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持平;应用科学大学本科和硕士毕业生平均薪酬水平的差异比综合型大学的更大。

德国政府借助博洛尼亚进程推进高校学制和学位改革的出发点,是降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年龄和门槛,增加就业和升学的灵活性,从而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效率。尽管单从统计数据上看,大学生修学年限与传统学制相比有所降低,但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效率是否因此得到提高,学界对此看法不一。

学制和学位改革缩小了德国高校的“正式差异”,即制度性差异,现有差异主要是“非正式差异”,如人才培养目标、课程内容和教学风格等方面。应用科学大学在此次改革中明显表现出比综合型大学更好的适应性。很多人将这次改革视为改善应用科学大学“不利社会地位”的良好机遇,但是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缩小“正式差异”是否会影响那些合理而必要的“非正式差异”?一些迹象表明,改革后两类高校的面目愈发相近,生源结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都出现了趋同。传统上,应用科学大学鼓励具备职业经验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更加开放,也更有吸引力。数据显示,传统学制下应用科学大学的学生中有42%来自职业学校,但是新学制下这类学生的比例却下降到37%。尽管应用科学大学依然对较低社会阶层人群更加开放,但是新增学生大部分是文理中学(可直接进入综合型大学学习)而非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职业教育的竞争力,被认为是造成德国职业教育体系不如瑞士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垂直分化造成潜移默化的学术漂移

学术漂移(academic drift)是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对应用科学大学而言,学术漂移是指其按照更接近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方式行事的趋势。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特征是影响学术漂移的重要因素。以“组织外部多样性”(inter-institutional diversity)为代表的水平差异和“组织内部多样性”(intra-institutional diversity)为代表的垂直差异是决定高等教育体系结构的两个维度。由英美主导、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校排名的前提是基于“组织内部多样性”垂直差异的可比性;而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是在“组织外部多样性”的“双轨结构”下形成的。高等教育引入促进垂直分化的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双轨结构”,并带来学术漂移问题。目前,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学术漂移呈现出局部性、渐进性和隐蔽性的特点。

首先,学术漂移的局部性与应用科学大学的专业设置有关。2015年,黑森州高等教育法(Hessisches Hochschulgesetz)放宽了对应用科学大学博士学位独立授予权的限制,该州4所应用科学大学的部分专业因此获得了博士学位独立授予权。但是这些专业必须满足和综合型大学相同的学术要求(如足够多的横向课题经费和科研成果)。也就是说,具有博士学位独立授予权的单位是专业,而不是学校。

其次,尽管综合型大学至高的学术地位受到了知识经济的冲击,但是因为坚守科学研究必需的学术自由精神,综合型大学依然掌握着学术话语权。无论是从学校使命、师资条件、组织管理模式还是从经费来源上看,应用科学大学从事科研都必须跨越重重“障碍”。根深蒂固的“洪堡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应用科学大学的学术漂移。黑森州率先放宽对博士学位独立授予权的限制,为应用科学大学的学术化创造了机会,但同时抵消了应用科学大学在水平维度上的相对优势,这并不完全符合《高等学校总纲法》的顶层设计。这一做法未在其他州推广,其实施结果还有待观察。

最后,过去应用科学大学一直重视和发扬应用导向的传统优势,如在专业设置上重视学校优势与地方产业发展的契合;在课程上强调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刻意追求知识的学科系统性;在教学上突出周密的组织计划而非自由的独立探索。学术漂移背后的价值取向与应用科学大学的传统优势背道而驰。过去,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必须事先补齐综合型大学的硕士学位,即Diplom (Uni”,才能攻读博士学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少数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可以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但其博士阶段的研究要由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型大学的教授共同指导,最终由综合型大学决定是否可以授予其学位;加上黑森州高等教育法案的新规定,这些变化共同反映了应用科学大学试图“贯通人才培养路径”和综合型大学“守护学术正统”两股力量的持续博弈。人才培养路径贯通带来的隐性问题是两类学校生源结构的趋同。应用科学大学应当意识到,一旦追求学术地位的努力无法保证人才培养的效率优势,则有可能丢失保持自身特色的根本。

三、应用科学大学发展的双重困境

应用型大学是20世纪60—90年代在欧洲涌现的一种新型高等教育机构,除了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英国、法国、瑞士等都建立了各自的应用型大学。在不同国家,应用型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比例关系以及与前身学校的联系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不同国家应用型大学的发展路径也各具特色。其中,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一直致力于确认一种比职业学院的层次更高,但又不同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德国“双轨结构”的高等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众盲目追求“最高级”教育的非理性需求,避免技术技能人才所从事的需要复杂技术和高度责任感的实践工作受到损害。“双轨结构”的削弱,与德国高等教育的均质化传统相冲突;同时意味着原本处在“学术轨”和“应用轨”的两类高校出现趋同化,造成学术型高等教育的“职业化”和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学术化”,这有同时降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声誉与质量的风险。从目前形势来看,应用科学大学面临着双重困境,即教学与科研的职能权衡和经济与学术价值定位的迥异。

(一)职能困境:教学与科研孰轻孰重

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不同类型高校在这三项职能的具体实现方面各有侧重。德国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在1981—2002年间多次建议应重视应用科学大学在应用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对推动应用科学大学的研究与开发起到了关键作用。应用科学大学开展研究与开发的主要经费来源,是联邦政府和部分州政府(通常为较大的州,如北威州和巴符州等)设立的针对应用科学大学的专项资助。这些项目引导应用科学大学积极投身于跨专业、跨机构(与中小型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合作)的应用研究。

尽管来自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不断增加,但应用科学大学的科研成果仍然有限,主要原因是其传统优势很难在科研中得到发挥。应用科学大学向来重视教学,这不仅仅体现在教授的教学时间上,也体现在学生的评价上。学院式的教学风格不仅使学生学习更加紧凑和高效,也让学生对学校氛围的评价更为积极,如获得与教授更频繁的交流。应用科学大学的核心功能始终是教学,其科研与教学结合得再好,也无法做到综合型大学那样的程度。因为在综合型大学,教学和科研孰轻孰重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教授对教学拥有绝对的自由权,教学内容能完全结合教授的个人研究领域。然而在应用科学大学,教学和科研却相对独立。教师有义务对教学负责,但是科研任务并不由教师个人,而是由教师所在单位或是其他组织实体承担。事实上,在应用科学大学只有小部分教授参与科研。

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型大学在科研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不仅仅是因为应用科学大学的科研经费有限、基层科研人员匮乏,也是由于历史沿革、学校定位和组织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应用科学大学获得科研授权的历史不长,直到1985年,《高等学校总纲法》才正式认可应用科学大学从事科研的“合法性”。在此之前,应用科学大学仅仅是“教学机构”,至今也很难称得上是完全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由于缺乏明确的行动纲领和财政专项资助,在不同州,应用科学大学的科研水平差异很大。对于一些州的应用科学大学来说,科研授权仅是名义上的。为了提高德国高校的国际影响力,德国政府推行了诸如精英大学等一系列促进高校垂直分化的改革,加大了高校在学术地位、社会资源获取、科研实力等方面的差异。目前这些政策还没有涉及应用科学大学,但如果应用科学大学按照学术漂移的趋势发展,学校间同质竞争的到来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种垂直分化很可能导致应用科学大学面临更大的挑战。

应用科学大学开展的研究与开发侧重于应用研究和中小型企业的技术转化等综合型大学很难满足的方面。目前高校对科研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科学研究却出现了边界模糊化的发展趋势,很多应用研究难以脱离本领域的基础研究而独立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应用科学大学的科研成果更多体现在经济界取得的实际效益,而不是学术排名的指标。尽管德国高校权威排名机构,如德国高校发展中心(The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CHE)的高校排名明确将综合型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区分开来,但这对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国际排名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

(二)地位困境:经济界与学术界价值取向不同

应用科学大学保持独立性的重要原因是其人才培养的效率优势,这也是经济界乐意对应用科学大学提供慷慨支持的原因之一。人才培养效率与延期毕业率、修学年限、生均支出等指标有关。根据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的统计,2001年应用科学大学和公立大学平均生均支出分别为4277欧元和8033欧元。据推测,应用科学大学90%的经费支出用于教学,而综合型大学的教学支出仅占总经费的50%,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型大学的实际生均支出分别为3849欧元和4017欧元。这意味着,应用科学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的效率优势主要得益于较少的科研投入。如果加大科研投入,势必会减少实际生均支出,从而降低人才培养效率。此外,学制和学位改革已经使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型大学的修学年限差异缩小,这也在蚕食着应用科学大学人才培养的效率优势。

经济界与学术界的价值取向具有本质的不同。相比学术地位提升,经济界更加关注应用科学大学如何保证高效的人才培养,并对直接服务于生产活动的研发更感兴趣,这与“无目的”的“洪堡传统”格格不入。应用科学大学试图在学术体系中谋求更高的地位,这不但很难获得正统学术圈的完全认可,也背离了经济界资助高等教育发展的初衷。应用科学大学想要同时兼顾两者的需要实属困难,但是坚持与经济界的紧密联系,却始终不可或缺。

四、结论与启示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所处的学术化困境,与其传统优势无法在学术界有效发挥的现实有关。按照传统学术逻辑,应用科学大学想在学术界谋求一席之地的努力很难成功。尽管政府通过多种政策加强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型大学的优势互补,并重点发挥应用科学大学在区域创新发展中对接中小企业的独特作用,但是如果忽视应用科学大学的传统优势,仅仅通过政策和财政支持,是很难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如果应用科学大学最终无法建立起一套区别于传统学术逻辑的专业应用逻辑来巩固“应用轨”的独立性,则有可能在“注重研究”的传统学术逻辑中迷失方向,并失去立身之本。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学术化困境对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即使是作为双元制职业教育发源地,并具有深厚工业文化和职业文化底蕴的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不得不思考如何处理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应用、集聚的卓越研究与分散的地方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国高等院校的组织外部多样性水平较低,而组织内部多样性水平较高。应用型本科转型发展符合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国际发展趋势,但是同样面临着学术化的潜在问题。如何处理应用型与研究型高校的关系,促使其互补协作而非同质竞争,这不仅影响着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格局,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应用型人才队伍结构乃至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潜力。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前身工程师学校相比,我国本科转型高校的“应用型”基础相对而言更为薄弱。很多学校简单套用研究型大学的课程体系,没有真正从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出发,构建具有特色优势、符合应用型大学本质属性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实践中,一些转型高校尽管大谈转型,但对转型的“职业性”和“应用型”内涵关注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背离了政策初衷。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经验启发我们,高校精英化带来的同质竞争并不适合应用型高校的长远发展。我国的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高校相比,更应强调水平维度的差异性,即促进高校类型的多样化与特色发展,这不仅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共同影响,也取决于学校内部的专业、课程和教学资源的积累程度。转型院校的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加强应用型专业和课程建设,以及相应的师资队伍建设,夯实其“应用型”发展基础。例如,如果我们希望教师能够胜任生产一线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的话,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教师资源开发途径,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应用科学大学提高学术地位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水平,而不是“科学”研究水平。如果将两者混淆,带来的不仅仅是学术漂移的不利影响,而且还可能导致不同类型高校的同质竞争。从长远发展角度看,比提升学术地位更重要的是扩大应用型高校在经济界的影响力,尽管这些指标很难反映在英美主导的国际高校排名中。因为按照这些排名,拥有顶尖高校最多的美国和英国恰恰是实体经济竞争力不强的、属于“低技能均衡”(low-skillsequilibrium)的国家。这说明,现有大学评估指标体系并不适用于应用科学大学,应当调整高校质量指标体系,公正对待应用科学大学所承担的特殊社会使命,如关注应用型高校与本地中小企业和公共部门的联系等。

(作者高帆等,资料来源:《比较教育研究》2019,41(09),有删减)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